这是任何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对生存不下去或不能体面生存的穷人应该负的责任。

据统计，目前银行业资产总规模位于全球第一，股票、债券、保险的规模位居全球第二，外汇储备规模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绿色金融、普惠金融、数字金融探索也走在全球前列。但与美国相比，无论是对外金融交易规模，还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都还有较大差距。

第六，重建现代金融体系的诚信保障。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并非是单向的，既需要从供给侧发力，也应当从需求侧着力。而为了满足欧洲朝圣者前往耶路撒冷的需要，圣殿骑士团建立了一种存款和提款制度。在我国，契约与信用的历史同样悠久，《周礼》中已经有了借贷纠纷的记载，从西周时期的质剂与傅别、秦汉时期的叁辨券与封泥，到唐代的飞钱与书帖，宋代的交子钱引关子会子，各类契约凭据在古代中国蓬勃发展。另一方面，金融数字化创新有助于提升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拓展服务能力，从而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伴随金融强国建设的重大历史命题全面展开，我们需要从历史纵向和横向的多维度，更深入地分析中西方金融发展道路的差异，进而厘清持续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财政更多是指国家或政府的财务收支、资金融通活动。谁被压在金字塔下 目前的已有的报道包括学者的研究中，无不强调传销得以迅猛发展靠的是经济邪教式的精神控制和人身胁迫，有大量案例表示一些一些传销组织里的人即使受到亲友苦口婆心的劝说也依然执迷不悟，而笔者调研的体会，其实传销组织重要的不是精神控制也不是人身胁迫，而是利益控制，之所以至亲好友也无法说服那些坚持留在传销组织中不愿意离开的人，并非因为他们执迷不悟，而是他们已经大彻大悟。

有的是自己还在传销组织里，但已经觉得不对劲，想出来。已有的新闻报道不能解开我的困惑，它们都说传销发展的手段主要依靠精神控制，让我进一步感到好奇的是，什么样的精神控制手段能产生这么大的效力，笔者个人长期以来一直思考文革中的群体性迷狂的产生根源，从文革以后，还有什么有如此卡里斯玛的理论和人物能对受众产生如此强大的蛊惑力，我自己能不能抵御那种洗脑？我想体验一下的冲动越来越强烈。当走进一条街时，好像满街都是这位谢露的熟人，用四川口音打招呼不断，他们看见谢露拉了两个陌生人来都露出会意的笑容，后来我们知道这片街面基本上都是从四川广安县来的人，因为传销通常都是靠拉亲戚朋友入伙，所以渐渐就形成了以地缘为特点的相对集中的系统。只要以邻为壑的念头存在于中国人的脑海中，我悲观地以为，传销会变幻各种形式和包装，永远不会从这片土地上消失。

接下来的发展，顺利地让人无法置信，我们拿到了我们想拿到的一切。我联系到的线人，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愿意帮助我，但是却没有能力帮助我的。

张总，你那个同学的信息会不会不对呀？ 按理说不会呀，那是我中学老情人，没理由骗我呀，不过也奇了怪了，约了今天见面，一直联系不上。你呆了几天以后觉得并不像他们介绍的那么容易，想打退堂鼓，这时他们还会用兄弟俩进城的故事来鼓励你坚持下去：兄弟俩到城里打工，一天口渴了，看到一个摊子上有水，拿起来就喝，结果老太太过来问他们要钱，老大心想城里挣钱太难了，喝口水都要花钱，还是早些回乡下吧，老二却不这么想，他想城里真是到处都有发财机会，卖水都能挣钱，于是留了下来，最后成了大富翁。但你还是害怕沾上传销，对从下线身上赚钱心存顾虑，他们就会再讲一个麦当劳的故事：一个人开快餐店非常辛苦，但还是惨淡维持，一天一个老头子告诉他，我教你一套新的经营模式，保证你一个月净挣10万，你只要给我1万报酬就行了。我扮作一个在中关村卖电脑配件和数码相机的小老板张总，老蒋已经50岁了，扮作我的活计兼司机老姜，我们是听我一个中学同学的介绍来这里找项目。

鼓励被骗来的人，进一步尝试。问：这么好的生意为什么不带领当地群众共同富裕呢？ 答：党的政策不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嘛，再说当地人素质比较差，他们要知道这个能赚大钱，肯定工作都不做了，都来搞网络直销，这样就会破坏社会稳定，现在不是中央要求稳定压倒一切嘛。不过从你交了钱的那一刻起，他们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即使你肠子都悔青了，从来没听说有人能把钱再要回来。此时我们大概都一样的激动，都相信鱼上钩了。

不过同时他们又鼓励我，一次投入21份，他们管这叫高起点：你投入21份，你发展的事业伙伴也都投二十一份，你的回报不就更快么？我们最讲诚信，中国之所以发展不好，就是因为太多人不讲诚信，你明明有钱，却只投1份，怎么让你的事业伙伴相信你呢？ 让我哭笑不得的是，我曾经对美国一所私立大学new school写过一篇报道，标题叫没有围墙的大学，结果居然也被他们用上了，你知道吧，前一段时间媒体都报道了，在美国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没有围墙的大学，国家就是让我们参考这种模式办起来没有围墙的大学，你看我们的产品可能觉得不值叁千八，但产品是次要的，我们是给中国培养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创业人才，每一个事业伙伴在我们这里都可以学习到经营管理知识，培养口才，锻炼意志品质，当上高级经理以后，我们要专门安排脱产学习，学习汽车驾驶，外语，商务礼仪，因为那时候你已经是成功人士了，这是成功人士必备的技能。二是为了锻炼我们自己的意志品质。

传销是不断让你交钱，我们是规定，每一份投资3800元，最多不能超过21份，你想多投入也不允许。我想扮作想发财的人到街上一些外来人比较多的地方比如澡堂，火车站去撞一撞，也许就会有人上钩，如果还不行就换一身衣服晚上也去拾菜皮，也许能和传销分子套上近乎，顺藤摸瓜。

快到了的时候，她特别给我们打预防针：到了你会发现我们的房子很简单，没有很多的家具，你肯定会奇怪做这么大的生意，住的怎么会这么简朴呢？这是专门为了培养我们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还有一类是有能力帮助我但是却不愿意帮助我的。因此当地有很多人在银行按揭盖房，再以租养贷，有了这么多传销者，根本不愁租，几年就可以赚回成本，从某种意义上讲传销者成了来宾市民的衣食父母，提升了地方的GDP,自然地方政府也没有什么热情打击传销。（感谢小刘，小康，张师等曾陷入传销的朋友对笔者的热心协助） 进入 郭宇宽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传销 。一是害怕本地人在当地较有势力，在觉得自己受骗后采取报复举动。这鬼地方，走了一天连个像样的商场都没有，发什么鬼财呀。

我显得非常为难地问：骗自己亲戚朋友总有点于心不忍吧？他们毫不避讳：你跟其他人说到来宾能发财谁会相信呀，再说你骗他们也是出于爱他们，给他们一个发财机会有什么不好呢？我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做生意总得给客户带了价值，这样骗，骗来骗去不都是骗亲戚朋友的钱么？转来转去，并没有创造财富呀？他们进一步启发我：你发展你的亲戚朋友可能觉得过意不去，他们会再发展他的亲戚朋友， 等发展到你亲戚朋友的亲戚朋友的亲戚朋友，你反正也不认识了，你的亲戚朋友也发财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功机会，你用不着替那些人操心，他们可以再去发展他们的事业伙伴嘛。我又问了个愚蠢的问题，这么好的生意，为什么不让人多投入呢？ 回答很严肃：这是中央的政策，因为如果谁有钱就可以多投的话，那那些有钱人一下子就垄断了这个行业，普通人就没有成功的机会了，这不符合和谐社会的精神。

这个故事灌输一个道理要勇于把握机遇，貌似不可思议的事情，也要勇于试一试。特别是当地经济，来宾能够盖这么多房子，房价也涨了上来都是因为我们的贡献。

除了引用一些时髦的政治词汇，她还神秘兮兮地跟我列举，几位现任和前任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内部会议上，有过大力支持网络直销的重要指示，这样的消息对于一般中国老百姓来说，向来是无法核实的。这女人觉得我进一步上套了，乐得直点头放心吧，我有数，我一眼就看出你是贵人。

二是，害怕在当地引发社会矛盾，引起公安的介入。不过我那些天焦虑地和一个个线索联系时，也获得了很多收获，对传销组织的运作套路，更加心中有底，如果遇上接头时问我天王盖地虎，我一定能对上宝塔震河妖，不过也不能挂个寻找传销分子的寻人启事，怎么才能和组织接上头呢？ 就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有一些信息给了我启发，因为有人告诉我来宾几乎一半的人口都在搞传销，只要是外地口音的人在这里，几乎百分之百的把握是搞传销的，还有每天傍晚在菜场拾菜皮的人，也百分之百是搞传销的。事实上大多数外国人包括香港人都不能理解为什么传销会在中国大陆造成如此严重的社会危害，甚至在他们的印象中传销并不是什么坏事，Mutiple Level Marketing完全是一个中性词，甚至你可以找到很多教人如何开展传销业务的专业书籍。最后在你意乱情迷之际恰到好处的劝导你交钱加盟，你这时会有最后一个心理警戒，万一赚不了钱，能不能退出，他们会拍着胸脯承诺，没问题，等着加入的人多的是，你退出你的那份马上就可以转让给别人。

现在试点，国家给我们特殊的政策，在其他地方就违法，在我们这里政府就支持，所以不能在其他地方搞，我们这是是国家划定的新经济特区，就好像深圳当年一样，你说当年经济特区就不能在北京搞吧，当时深圳可以享受特殊政策办合资企业，其他地方就不能搞，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我们来宾这里未来的发展肯定会超过深圳。最初我对此并不十分在意，一是手头的新闻线索实在太多了，很忙不过来，二是以我的判断觉得转销这样故事，九十年代中期就已经被报道的很充分，当时以为没有太大新闻价值。

原来这个太太的丈夫去世后将别的财产留给了我,唯独这辆车要留给他的情妇,不过遗嘱中规定所有财产太太都有拍卖权,所以太太报复性的卖了一美元，汤姆就捡了个大便宜。等明白了这些，有一部分人就算知道这是传销也会死心塌地的留下来，因为是不是传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骗术确实有效，可以拷贝克隆骗更多的人，他们都梦想这赚足了钱，再洗手不干的那一天

森和玛莎说：当询问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繁荣和居民的生活质量时，茜茜的问题还会出来，我们该怎样判决？什么信息，什么标准才能和真正的繁荣有关？仅仅知道有20个女孩，总共给这20个女孩多少钱（就像我们广泛使用的人均GNP还作为生活质量的尺度），将不能达到测试的目标。路易莎小姐，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

森说，哲学家已经在综合水平上，批评了以个人资产原始收入作为单一标准的做法，坚持要考虑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认为在人类生活的一些主要领域，需要根据人民怎样的生存来评价社会福利效益。封面设计由四个黑白版画组成：水牛耕地，人在井中打水，带穗的老玉米，弯腰检查作物的人。试问，这个国家不是一个繁荣的国家吗？你们20个女生，不是生存在一个兴盛的国度里吗？路易莎说。除非我知道谁得到了这些钱，是否其中有一部分属于我。

经济学家们已经发现这个敏感问题需要向更加深远的方向和空间拓展，特别在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领域变得日益清晰和更加突出。我想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繁荣的国家，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在一个昌盛的国度里。

斯里兰卡经济学家，WIDER的首任主席拉尔·贾亚瓦迪说，道德原理与经济发展的结合已经变成了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确实，和玛莎一样研究人类的理想和道德伦理的哲学家也意识到了象牙塔内的问题。

这出自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也许，我们要知道以上的全部，在以上的问题上，他们的感觉，他们的需要，比如像爱和感激。